“内输入”作为一个学理概念，最初来自伊斯顿的政治系统分析理论。伊斯顿在《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建构了一个政治系统分析模式，其中“输入”概念是指环境系统对政治系统的支持和压力，即社会中的各种行为到底怎样影响政治领域中发生的事情的“概括性变量”。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有一些要求来自于政治系统内部所产生的愿望、意向、偏爱或利益，反映了政治系统成员对于系统既有结构的不满，因此，他声明用“内输入”这样一个不甚成熟的术语来描述严格意义上的由政治角色的经验和活动而不是由社会非政治领域中人们的经验所形成的要求。由于他认为“内输入”与“外输入”中系统边界的跨越并不会引起分析的逻辑混乱，因此在书中没有专门论述“内输入”。

    而将“内输入”概念应用于中国政治分析的是中国政治学学者胡伟，他在《政府过程》一书中分析并继承了伊斯顿的政治系统分析方法，研究了中国政治过程的制度结构与非制度性结构， 突出了权力精英在中国政治决策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权力精英对社会利益的综合与表达，进而提出了“内输入”的概念，即决策过程中的利益要求不是有着政治体系外部的社会结构输入政治体系，而是由权力精英来进行输入。

    本文即借用这一概念分析70年代末、80年代初联产承包制的决策过程。

　

    二、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出台过程简述

    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其酝酿到成为一项中央政策而在全国范围得到推广，经历了十分复杂和曲折的过程，按照一般的政治决策理论所提示的决策过程，我们可以将这个历史发展过程分为问题形成阶段（1976－1978年）、进入议题阶段(1978—1980)以及政策合法化阶段(1980—1984)。

    1、问题形成阶段（1976?/FONT>1978）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标志着一个新时期的开始，但正如林德布隆姆所说，政策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文革时期的一切政策随之消失，事实表明，在这个过渡时期中，由于高层领导的政治权威不是建立在对原有政权的否定之上，而是对原有政权的巩固与继承，因此，表现出了很大的政策连续性，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农村经济政策之上。同时，前一政策可能是后一政策的原因， 正是这一过渡时期中的农业学大塞等毕业论文http://www.751com.cn/  政策的继续推广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使包产到户从萌芽状态开始生长成为一个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政治问题。

    毛泽东逝世后，深得毛泽东信任的华国锋执掌中央主要领导权，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及党政军大权于一身。1976年12月10日至27日，华国锋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号召全国人民以批揭“四人帮”为动力，继续推动普及大寨的工作。主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表示要在1980年把1/3以上的县建成大寨县，充分发挥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在这次会上，包产到户被认为是与“四人帮”一样应受到批判，引起警惕的东西。

    但是，农业学大寨并没有带来农业的丰收，1977年，粮食产量下降5万吨，棉花继续减产，农民平均收入比1976年还下降1元，至少2亿农民不得温饱，农业生产在困境上苦苦挣扎。 1977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解决安徽问题重要会议，派万里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通过实地考察，决定从调整农村政策入手，将极左政策向较为宽松的方向转变，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在此思想指导下，安徽发出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允许农民经营自留地和搞正当的家庭副业，其收获除完成家庭任务外可以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可以实行定任务、定质量、定分工的责任制。1978年，安徽发生特大旱灾，6000多万亩农田受灾，400万人口的地区人畜缺饮用水。1978年9月1日安徽省紧急会议上，万里在没有上级批准下毅然决定借地于民。该政策没有局限于借地，许多地方自发地扩大“借地”范围，将牲畜和农具也进行了分配，安徽省合肥郊区的肥西县率先搞起了包产到户。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开始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为从“两个凡是”的思想桎酷下解放出来和联产承包责任制进入中央议题作了环境与舆论准备。

    但这一阶段总体来说是联产承包制在民间涌动的过程，没有进入中央最高领导层的决策考虑中。主要表现在十一届三中上，虽然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和政府大政方针的根本转变，但对农业问题没有展开讨论，对是否仍然坚持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指导思想也没有做出明确决定，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草案 》和《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试行草案）》，只是肯定了党在过去提出过的一些较宽松的方针政策，对包产到户仍持否定态度，在提出建立生产责任制的同时，强调“两个不许”，即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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