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理性模式则认为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其理性有限，关于决策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的选择也不可能完全基于充分理性之上，决策实现是在各种方案中选择比较满意的，而不是最优的。与此相一致的决定程序是：寻找决策的理由棗寻找可能的措施棗在各种可能的措施中进行选择棗评估过去的选择。

尽管有限理性模式对传统理性模式作出了修正，但总体而言，他们都强调政策过程的静态分析，随着政治过程的日益复杂化，人们开始探讨毕业论文http://www.751com.cn/  政治过程中非规范化的互动作用，理性模式因此受到其他决策模式的挑战，其中主要有渐进决策模式。

    渐进决策模式认为，政策制定过程的研究不能仅满足于静态的阶段划分研究法，即把政策制定过程解析划分为若干阶段或小过程，而主张从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环境或背景着手，以“政治互动”的动态的的途径来分析和解释政策制定过程。渐进分析中的多元主义认为，决策不是分析的结果而是互动的结果，政治决策过程是各党派、利益集团及垄断资本集团互相斗争、相互妥协让步的过程，分析受权力的制约，因而在决策过程中，科学分析只起弱微作用。多元主义代表人林德布洛姆在其著作《决策过程》中将参与在政治决策过程互动的各种角色，按其影响力和权威的大小画出了决策梯子，在最上层的是总统，最底层的是普通公民和不投票的公民，处于中间的是行政官员、法院法官、利益集团、公共舆论等。信息在决策梯子间传递，政治决策过程就是这个决策梯子的循环过程。 如果说多元决策模式强调的是直接决策者的作用，那么， 精英决策 则更加注重法定决策者以外的人的作用。他们认为“直接决策者”只是在制定政策的日程业已确定、政策变动方向早已决定后才采取行动。而这些政策是在掌权阶层的资助与指导下，有许多政策规划组织、基金会、大学构成的一个系统所一定出来的。届时“直接决策者”所做的只不过是决定政策规划的细节而已。因此，政治决策实际上是权力精英为自己和小集团的利益和统治集团的利益考虑而作出的决定。

    以上决策模式对于我们理解分析中国政治现实提供了帮助，但是这仍是不够的。就理性分析模式而言，它的前提是决策者是理性的，对决策信息有充分把握，而且对决策所带来后果及影响有充分认识，对收益与代价有科学评估。然而中国政治政策过程很难说是理性的结果， 即便政府政策是依据其理性判断而采取的或调整的，但其后果未必是这种理性的直接结果，那种由问题确认、目标设定、方案评估和最后决策式的历时性步骤在实际生活中，特别是在变革时期难以得到按部就班的使用。相反，更多的情形是一种“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这一过程在张小劲关于中国国家知识治理制度方式变迁的考察中得到证实。 就渐进模式而言，多元决策和精英决策都是由外部力量对政府施加压力和要求，其前提是一个利益高度分化的社会，而在中国，社会结构分化程度较低，社会利益的表达与综合并非由各种社会结构来承担，而是由政治系统内部权力精英通过分析、研究和调查而将他们所认定的社会利益输入到公共政策中去的。因此，分析中国政策过程应注重其政策的内输性，即“内输入”。

    就中国的政治决策而言，国外学者也有不少论述，其中形成了中国政策过程分析的一系列理论模式。综合西方学者的研究，中国政策分析主要有三种模式：理性决策模式、权力斗争模式和官僚模式。 但这些模式过于看重高级决策层个体人物及其所在组织之间的关系和互动，其范围只局限于对政治精英的分析，因而缺失了对于社会的关注，无法确切地解释中国实际的决策过程。相反，尽管“内输入”所概括的是一种政府内部的政策问题形成毕业论文http://www.751com.cn/  和决策过程，但其考察范围包括政府、社会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更看重这种互动对于政府决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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