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衰落原因探析
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衰落原因探析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古典主义是一个常见而又重要的批评体系。在这样一个具有浓厚西方色彩的文学批评体系中,人们普遍认为,原本在五四文学中就已经形成的浪漫主义文学潮流,或者说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古典主义兼而有之的存在形态,却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后两个十年中变得越来越微弱,甚至在某一段时间内还出现了“免谈”和“退场”的现象。这是为什么?它又是如何发生和进行的?对于这样的一些问题,尽管也有不少的研究者已经从政治需要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现实主义的重视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但从总体上看,这种相对忽略浪漫主义本身因素的探讨还远远不够彻底与全面。鉴于此,本文将力求回到浪漫主义本身、特别是立足于中国现代作家对于浪漫主义的接受和清算来进行考察,以此对浪漫主义在现代中国的衰落命运进行客观的阐释。
一、“浪漫的混乱”
“浪漫的混乱”一词,出自新月派批评家梁实秋的笔下。虽然梁实秋的“浪漫的混乱”是专对五四新文学而言的,他既不是从一般意义上来谈论浪漫主义,也不可能对1926年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预测,然而,值得玩味的是,他的这一断语又恰如其分地概括出了西方浪漫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中浪漫主义(或日“中国现代浪漫主义”)的混乱状况。
就西方浪漫主义来说,其本身的混乱性是显而易见的:既有语源学上的“浪漫主义”与“罗曼司”和“浪漫传奇”等术语的差异,不同语境中的“浪漫主义”在“创作方法”、“文学思潮”与“文学精神”等层面上的混用,也有作家和理论家们的不同表述。这样,我们就看到,“混乱”的浪漫主义一方面使它自己具有无限的包容性和多种发展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使人们感到认知的艰难与无所适从。
也就是在这种“认知的艰难与无所适从”中,中国现代作家开始了对西方浪漫主义的接受和移植。本来,西方的浪漫主义已经足够“混乱”,而当中国现代作家再用自己的眼光去“拿”,特别是当他们“拿”来的这种浪漫主义与中国传统的浪漫主义撞击在一起的时候,中国现代浪漫主义的“混乱”较之于西方就“有过之而无不及”。首先,从中国现代作家对西方浪漫主义的认识和评价上来讲,其中既有理论认知上的困惑,也有对具体作家判断分类的“混乱”。其次,就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史考察,从早期创造社到新月派,从《浅草》社到湖畔诗社,从茅盾的“新浪漫主义”到蒋光慈等人的“革命的浪漫蒂克”等等,中国现代浪漫主义在古今中外的碰撞中可谓形态纷呈,真伪难辨。第三,再具体到某一个流派及其作家所受的影响来看,不但有某一流派及其作家在不同时期的文学主张的变化、各个作家之间的浪漫主义文学观念的差异,而且还会有一个作家身受多种文学观念影响的复杂情况。在这方面,具有前后期之分的创造社可谓是一个典型。我们知道,前期的创造社高举着浪漫主义的大旗,后期则转向了革命文学的倡导。由此可见,无论是认识评价上的困惑,还是所受影响的复杂多变,抑或是存在形态的多种多样,它们都显示出中国现代作家对浪漫主义接受和移植的“艰难”与“混乱”。而我们还知道,这样的一种接受和移植主要集中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并且,“整整一个世纪的欧洲浪漫主义……在一个十年中被一代中国文学家们热切地生吞活剥了”。①这样,作家们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没有足够的时间消化,那些被“生吞活剥”的浪漫主义,也就很难被讲得清楚!所以,这个“浪漫的十年”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混乱的时代”,而“混乱的时代”与“混乱”得讲不清的浪漫主义的媾和,也就极易引发其内部的“反动”和必然招致方方面面的批评与清算。
二、现实主义对浪漫主义的清算
在人类艺术史上,虽然不断有人强调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相互依赖关系,但两者之间的矛盾对立也是人们普遍认同的事实。具体到中国现代文学,现实主义逐渐成为文学主潮与浪漫主义逐渐走向衰落,实际上也就是两者矛盾对立的结果。换而言之,现实主义逐渐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的过程,也就是作家们依托和运用现实主义不断地对浪漫主义进行清算的过程。既然这样,那么,坚持和倡导现实主义文学的现代作家又是如何清算浪漫主义的呢?
一般认为,现实主义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并对浪漫主义展开猛烈和大规模的批判是在20年代中期以后,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此之前就与浪漫主义相安无事。事实上,自文学革命开始,特别是自创造社高举浪漫主义的大旗“狂飙突起”以后,现实主义对浪漫主义的批判就一直没有间断过。1922年,茅盾在《小说月报》(第13卷第7期)发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他认为具有科学精神的“自然主义”可以“疗救”包括“游戏消闲的观念”和“不忠实的描写”等在内的中国现代小说的“缺点”,而对“纯任情感”的西洋各国的旧浪漫主义“终竟不能满意”。1926年,郭沫若的《革命与文学》发表,他不但判定欧洲“浪漫主义的文学早已成为反革命的文学”,而且还认为我们现代“最新最进步的革命文学”,就是在精神上“彻底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艺”和在形式上“彻底反对浪漫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艺”。很明显,这既是“转向”之后的郭沫若对于自己曾经坚持的浪漫主义的自我否定,也表现了一个革命文学家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最早向往与倡导。1932年,瞿秋白在《革命的浪漫谛克》中指出“浪漫主义是新兴文学的障碍”,代表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和分管“左联”的党的领导人对于浪漫主义的一贯态度:一方面,他以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之看重”的“文学上的现实主义”反对“浅薄的浪漫主义”;②另一方面,他又以苏联的“唯物辩证法的现实主义”来反对“一切自欺欺人的浪漫蒂克”。③与瞿秋白一样,在此前后的冯雪峰和周扬等“左联”领导人也都受到了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影响,他们对于浪漫主义的否定性价值取向还是相当明显的。因此可以说,从20年代到30年代,甚至40年代,无论浪漫主义以何种形态出现,它始终都被置放在与现实主义相对立的、否定性的价值框架之内。
然而,必须注意的是,尽管这些作家大都运用现实主义来批判和否定浪漫主义,但他们所批判和否定的浪漫主义的内容、角度和重点有所不同。从文学研究会作家来看,他们主要是从现实人生出发,以“为人生而艺术”来对抗“为艺术而艺术”,以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真”来批判和否定浪漫主义的“颓废”、“唯美”与“纯任情感”。对于创造社作家,由于他们的“转向”是以“对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有所接触”为基础,他们的目标又是建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所以,他们对于浪漫主义的批判核心自然也就成了“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④到了瞿秋白等“左联”理论家那里,不管是消极的浪漫主义,还是“自欺欺人的浪漫蒂克”,抑或是“浅薄的浪漫主义”,仅从他们所指出的“颓废”、“神秘化”、“主观论”和“英雄主义”等所谓浪漫主义的缺点来看,他们所批判的浪漫主义的实质就是“主观唯心主义”。
这样,我们就看到,现实主义对于浪漫主义的否定具有复杂的政治文化原因。可以说,其中既有中国社会的政治需要,也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现实主义的重视,同时还与进化论思想支配下的文学进化观念有关。关于前两种原因已多有论述,我这里只想就文学进化观念怎样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一些说明。1895年,进化论通过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进入中国,它影响了包括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中国现代作家等在内的一大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例如茅盾,他之所以提倡包括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在内的“新浪漫主义”,以及要以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取代浪漫主义,其根本原因和依据就在于他的文学进化观念:即欧洲文学由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再向写实主义、并最终走向新浪漫主义的发展逻辑。对郭沫若来说,这种发展逻辑也同样存在。不过,稍有变化的是,他把“进化”都一律改称“革命”,同时,也把文学与社会联系得更加密切。在他看来,由于“每个时代的革命一定是这个时代的被压迫阶级对于压迫阶级的彻底的反抗”,所以,在“文学的公名”中便只有“革命的文学”与“反革命的文学”这两个对立的范畴。而与此相对应,欧洲文学史上的宗教禁欲主义文学是对贵族的享乐主义文学的“革命”,禁欲主义与享乐主义媾和而成为古典主义之后,表现市民和资产阶级自由追求的浪漫主义便成了对古典主义文学的“革命”,可到了20世纪20年代,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文学则无疑又成了对浪漫主义文学的“革命”。自然,按照进化论的观念来理解欧洲文学未必就没有道理,但问题是,受了欧洲文学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学并不等同于欧洲文学,它既没有欧洲文学完整有序的发展历史,也没有欧洲文学轰轰烈烈的浪漫主义运动。本不相同而硬要套用同一模式,这就不但使几百年的欧洲文学匆匆地在中国走过,而且还会在无形中缩短与扼杀某一种文学形态。因此,作为比现实主义“落后”,或者说作为现实主义“革命”对象的中国现代浪漫主义,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好命运。
三、古典主义对浪漫主义的反击
如果按照进化论者的逻辑观念,浪漫主义作为古典主义的“取代者”或者“革命者”,古典主义对于浪漫主义的反击也就成了相当直接和十分自然的事情。然而,作为古今中外文化剧烈碰撞期的产物,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古典主义以及古典主义对于浪漫主义的反击,却并不如有些进化论者想象得那么简单。这不仅因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古典主义具有很大的特殊性,而且还在于这个特殊的古典主义同时还面对着相当复杂的中国新文学。
依据当今学术界的一般理解,中国现代文论文范文http://www.chuibin.com 学中的古典主义并不像欧洲文学史上的古典主义那样是一种发展得相当完备的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它主要是在《学衡》派、新月派和京派的部分成员中表现出来的对中国传统和西方新人文主义的美学倾向和文学精神的认同。⑤在这里,说它不是一种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主要是因为自《学衡》派出现,到《新月》派“升”起,再到“京派”的“聚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古典主义始终处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边缘或非主流地位,它不像现实主义那样开始搞得轰轰烈烈而后又形成了延续不断的浩大声势,甚至也不像浪漫主义那样虽然在整体上呈现逐渐衰落之势却也曾经有过一度“狂飙突起”的辉煌。而作为一种美学倾向和文学精神,它既从欧洲古典主义和古典主义在20世纪美国的维护者——新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白璧德那里拿来了理性、标准和纪律等一系列古典主义原则,又从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中吸收了中庸、节制与静穆的审美理想。这样,中国现代作家中的古典主义者就以“学贯中西”和“沟通古今”的面目出现,面对着浩浩荡荡的五四新文学及其“狂飙突起”的浪漫主义,他们也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拿起了古典主义标尺。
从时间上来看,1922年形成的《学衡》派标志着中国现代古典主义的初兴。这个主要由一群留学哈佛并师从白璧德的归国留学生所组成的文化、文学流派,从一开始便表现出了鲜明的古典主义立场。他们不仅在《学衡》和《大公报·文学副刊》等报刊杂志上登载旧体诗词文赋、发表批判新文化运动的论文和有关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以及专门的“国学”研究论文,而且还大力译介和宣扬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企图借此来反对卢梭以来的浪漫主义文学,反抗新文化和新文学的激进、浪漫趋势。如胡先辅就曾经把卢梭视为西方浪漫主义的罪魁祸首,批评浪漫派文学“绝对以推翻标准为能事”。⑥很明显,《学衡》派所激赏的是文学的“标准”和“制裁”,反对的则是文学的“推翻”和“冲动”。无疑,这样的古典主义不但与高唱“创造”、“破坏”和“异端”的创造社形成了尖锐矛盾,而且也自然地站到了整个五四新文学的对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