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明中后期传奉官的基本概况

上文论述了正常途径下各类人等进入仕途的方法。下文将讨论“传奉官”这种非正常选官任官途径。

传奉官，即内旨斜封官，也叫“传升官”，也可叫“传乞”,意味“由内批，经宦官传旨而升官之辈”， 属于斜封官，是一种非正式任命的官员。皇帝以自己的个人意愿任免官员并不是从宪宗朝才有的制度。明代，光禄司、太医院以及钦天监这类技术性部门的升迁不同于文武官的升迁，不需要经过吏部或兵部的铨选和考选，不论任免或升降都是由皇帝自行裁决。这三个部门的职位技术要求较高，所以升迁大体是按照技术水平高低而来的，如果能在自己的位置上有突出表现，受到皇帝的青睐，就有一步登天的机会，即使刚入职也有可能从未入流的医士一跃至院使。这种方式也属于传升。以传奉特旨的方式进行官员升降任免的这种形式确切来说并不是宪宗首创。从宪宗朝开始起的传奉制度，特别强调是由太监奉特旨来传升官员。成化年代起传奉官泛滥成灾，造成较大的社会影响，所以把宪宗朝开始传奉的官员特称“传奉官”。

天顺八年二月庚子，明宪宗朱见深刚即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即下旨命太监牛玉传升一位名叫姚旺的工匠为工部文思院副使，自此之后传奉官相继不绝。 文思院是管金银器物等皇室奢侈品营造的机构，所造器物虽精巧绝伦，但所处地位极低。文思院副使只是从九品芝麻小官，过去也有工匠升官的先例，所以此次传升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之后的第八天，二月戊申，又传升太医院御医施安、郑全为太医院院判，金谅、李平、潘瑛等医士共计11人升官加俸。 太医院的医士职业专业性较强，其升迁与普通文官不同，并无考满的说法，很多时候都是由皇帝破格奖赏而升职的。施安等人在之前照顾病重的英宗时出了大力，被传升也是情理之中。在太医院系统内的升职并未对吏治产生太大影响，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

真正引起人们注意的是成化元年的一次传升。成化元年八月辛卯，传升文思院副使李景华、任杰、陈敩为中书舍人。 中书舍人为从七品官职，掌管缮写诏敕文书等书办一事，大朝会时可上殿班列，为近侍重臣。一般除进士外，也得由举人、监生、儒生等任职。此三人原本只为从九品，一下连跃四级，升至从七品官，且由属于杂流的技术职位升至文学儒臣的清要职位，若按正常的吏部铨选是绝无可能出现这种突破的。这无疑将引起朝野内外的关注。三人攀附内侍而得到清要之职，还屡进技术之士以得宠幸。

成化二年十月丁巳，“传奉圣旨升尚宝司司丞凌敏本司卿、汪容少卿，太仆寺寺丞季淳、周庠俱光禄寺少卿，中书舍人金溥、王恒、顾本俱光禄寺寺丞，王颐、张颃、夏文振、董序俱大理寺左评事，匠人徐端锦衣卫所镇抚、朱贵营缮所所丞。” 这类传升的人也多与中人结交，凭借进献佛经道书获宠。除匠人之外，此次传升开了儒生传奉升官的先例。

天顺八年十二月壬辰，传升道录司左正一孙道玉为真人， 道士乞恩膺封、夤缘受赏自此始。

成化十一年十一月丙午，太监黄赐传奉圣旨升道录司左正一胡守信等15人为官。除了本身为道录司人员得升之外，还有灵济宫、大德显灵宫、朝天宫、延佑观等其他道观的道士得以传升为僧录司官员。 旧制里僧录司只有八名官员，现已大大超出定员。不仅道士本人得以升官，个别道士的家人也能得到诰命和封赏。

成化十二年十一月癸卯，传奉圣旨升大隆善护国寺灌顶清心戒行国师班卓儿藏为灌顶大国师，龙兴寺僧继科升僧录司觉义大德，大能仁寺的觉义结瓦领占升禅师，锁南舍辣升为右讲经。 传升佛僧也成为一大奇观。 明中后期传奉官研究(3):http://www.chuibin.com/wenxue/lunwen_20599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