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近年国外学界相关研究综述

国外对蒙元史研最早始于18世纪后半叶在匈牙利、德国、沙俄、法国等国展开，意大利、英国等国的蒙古学研究开始于19世纪，日本的蒙古学研究始于20世纪初。近几年来，日本、韩国等国对元代宗教的关注热度不减，并相继发表了诸多创新之作，但与拙稿相关的外国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日本方面，中村淳、竺沙雅章、石滨裕美子等对元代佛教研究引人注目，中村淳在《蒙古时代的〈道佛论争〉的实像——忽必烈的中国支配的道路》[ ]中重新研讨了佛道之争这一反映国家政策的重大事件。石滨裕美子在《西藏佛教世界的历史的研究》[ ]、《八思巴的著作中看到的忽必烈政权最初期的燕京地域的状况》[ ]中描述了以八思巴为中介的西藏佛教与蒙古政权的关系。松川节《国清寺八思巴蒙古文圣旨碑》[ ]利用八思巴蒙古文碑文资料，认为该碑可作为忽必烈对禅宗和教宗政策决策的证据。福岛重《元代上都的佛教》[ ]（《大谷大学史学论究》）论述了上都曹洞宗寺院——龙光华严寺的诸问题，指出忽必烈与邢州曹洞宗的关系比较重要。小林正美利用崭新的道教史观，介绍了元代的“道教”用大量的佐证和详尽的分析否定了学术界长期以来的一些通说，可以说是道教史上颇具性的著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另外，高桥文治对道教的造诣也颇为深厚。韩国方面，李京圭关于元朝基督教的研究成果比较突出。他撰有《元代的宗教政策与基督教》[ ]等论文，对研究忽必烈的宗教观具有重要意义。

（三）研究分述

综合国内外研究，忽必烈的宗教观从研究主要内容及方向可分为以下几类：

忽必烈与其思想方略，如王福革《忽必烈汗治国思想研究》、秀凤《儒学与忽必烈的治国方略》、薛其昌《忽必烈及其祖孙三代的宗教思想》、巴干《忽必烈的“应天”“至诚”观及其体系简论》等。

忽必烈与人物关系，如薛其昌《忽必烈与八思巴论》、孙少飞《试论忽必烈、杨琏真迦与江南佛教》、陈金凤《元世祖崇重龙虎山天师张宗演的政治意蕴》等。

忽必烈与宗教关系，如舒婷《浅析忽必烈对藏传佛教与道教政策之异同》、吴柏春《忽必烈与佛教》、王长武《潜邸时的忽必烈与全真教》、李文泰《喇嘛“斗法”考——兼论忽必烈及元皇室独尊藏传佛教的由来》等。

忽必烈所处时代的宗教政策，如山花《简论元朝宗教政策与宗教立法》、周爽《元代国家政策初探》、陈彬、刘康乐《试论元代的宗教政策与宗教管理体制》等。

忽必烈所处时代的宗教影响，如黄子刚《元代基督教研究》、黄治国《论藏传佛教对元代文化的影响》、王启龙《藏传佛教在元代政治中的作用与影响》等。

忽必烈所处时代的宗教关系，如于晓兰《元代佛教与基督教关系考》、时兰兰《试论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的异同及在中国的传播》、程佩《蒙元时期佛道四次辩论之真相探寻》等。

随着对忽必烈和宗教学的研究不断深入，关于忽必烈宗教观问题的研究也将会越来越精深细致，与其相关的著作和论文将会逐渐涌现，这样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和系统的了解忽必烈的宗教观，也可以更加清晰的认识到元代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状况，并且会引发人们对中国宗教史的新思考和新认识，相信新的史学成果会越来越多。 

二、忽必烈的宗教观：多元并存，共同发展

志费尼指出：早期的蒙古人，“因为不信宗教，不崇奉教义，所以，他（成吉思汗）没有偏见，不舍一种而取一种，也不尊此而抑彼；不如说，他尊敬的是各教中有学识的、虔诚的人，认识到这样做是通往真主宫廷的途径。他一方面优礼相待穆斯林，一方面极为尊重基督教和偶儒教徒，他的子孙中，许多人已各按所好，选择一种宗教：有皈俅伊斯兰教的，有归奉基督教的，有崇拜偶像的，也有仍然恪守父辈、祖先的旧法，不信仰任何宗教的；但最后一类现在只是少数。他们虽然选择一种宗教，但多数不露任何宗教狂热，不违背成吉巴汗的札撒，也就是说，对各教一视同仁，不分彼此。”[ ]有学者认为，在忽必烈的统治期间内，对宗教并没有实行平等的政策，如多桑在其《多桑蒙古史》中写到：“成吉思汗后人之首先偏重一种宗教者，盖为忽必烈也。”[ ]显然这样的说法是非常片面的。 试论忽必烈的宗教观兼说大元“国号”的由来(4):http://www.chuibin.com/wenxue/lunwen_20596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