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稿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展开分析，文章共分为四部分，首先从忽必烈的宗教观切入分析，具体分析忽必烈时期的宗教政策及特点，最后从“元”字之起源，各路释义以及忽必烈的年号“至元”等轶事来探究元朝取国号“大元”的原因。

二、近年学界相关研究述评 

由于时代侧重，20世纪80年代之前元史研究的重点是政治制度、阶级构成和农民战争等传统焦点，而元代文化思想研究甚少，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元代的文化研究才开始焕发活力。目前学界对忽必烈的宗教观尚没有系统研究，但有关元代宗教政策的研究却很丰富，能从中挖掘出关于忽必烈宗教观的内容和特点，现将学界的研究成果按照著作、论文依次介绍。

（一）近年国内学界相关研究综述 

我国研究学者从前期的王国维、陈垣和陈寅恪到翁独健、韩儒林和邵循正再到现在的陈得芝，陈高华等研究者在蒙元史均有很高的建树。与拙稿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宗教史研究以及忽必烈本人研究上。在宗教史研究中主要有中国宗教发展史，中国宗教政策等。关于忽必烈本人研究中的佛教思想观念以及治国方略也与本课题研究密切相关。并且随着文献的不断涌现，整理，蒙文资料档案的翻译，考古的新发现以及蒙元史学者不断深入的研究，此课题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取得了新的成果。

在研究专著方面，关于宗教方面的有乔吉撰写的《蒙古族全文宗教卷》[ ]按照时代顺序对蒙古族历史上曾经信仰过的宗教加以简要介绍，并分析其对蒙古历代的影响，分析的比较全面。赖永海《中国佛教通史 第11卷》，任宜敏《中国佛教史——元代》[ ]一书，均介绍了元代佛教历史，内容包括藏传佛教、汉传佛教（禅宗的演化、台贤慈律诸宗、白云宗及白莲宗的兴衰）、以佛教文化为桥梁和纽带的国际交往等。史仲文，胡晓林主编的《中国全史 宗教卷》[ ]对元代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及基督教都有一定的评述。卿希泰，唐大潮主编的《道教史》[ ]一书中详细记载了中国道教的发展历程，对于忽必烈时期的道教有简要的涉及。唐晓峰所著的《元代基督教研究》[ ]结合国内外学术界对元代基督教研究，大量使用和分析一手文献资料，在此基础上利用考古遗迹资料深入分析元朝时期基督宗教的传播、发展规律及元朝廷对基督宗教的管理制度，对拙稿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在关于忽必烈专门著作中，对忽必烈的宗教观也有提及。朱廷耀，赵连稳《元世祖忽必烈传》[ ]中便提到了忽必烈时期兼容并包的宗教与文化，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教政策。忽必烈不仅争取佛教各派，也对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宗教采取宽容的政策，促进了多元宗教在元朝的传播。

在学术论文方面，随着对忽必烈与文化、宗教的研究不断深入以及蒙元史研究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与拙稿所相关的学术论文也在陆续发表，但是系统研究忽必烈宗教观的论文却很少，所以只要对稍有涉及，便都对拙稿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陈杉，刘康乐《试论元代的宗教政策与宗教管理体制》[ ]，周爽《元代国家宗教政策初探》[ ]，山花《简论元朝时期宗教政策与宗教立法》[ ]均论述了忽必烈时期的宗教政策并且进行深入的分析。除此之外，薛其昌《忽必烈及其祖孙三代的宗教思想》[ ]一文论述的忽必烈以八思巴为国师,以藏传佛教为国教，简略的阐述了忽必烈的佛教观，李燕卿《开放的宗教观——简述蒙古人在征服战争和元朝时期的宗教观》[ ]一文简要的叙述了元代时期蒙古人对不同的宗教态度，王福革《忽必烈汗治国思想研究》[ ]论述了忽必烈“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治国思想，对研究忽必烈的宗教观有一定的帮助。舒婷《浅析忽必烈对藏传佛教与道教政策之异同》[ ]论述了忽必烈对藏传佛教与道教的政策，并从多角度分析忽必烈对待藏传佛教和道教不同政策的原因。李文泰《喇嘛“斗法”考——兼论忽必烈及元皇室独尊藏传佛教的由来》[ ]一文中论述了藏传佛教为争夺元皇室的信奉支持，在藏传佛教内部教派之间出现以萨迦派和噶玛噶举派为代表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并提出了喇嘛斗法对忽必烈独尊藏传佛教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观点。陈金凤《元世祖崇重龙虎山天师张宗演的政治意蕴》[ ]论述了元世祖忽必烈大力笼络道教龙虎山天师张宗演，予以他崇高的政治待遇和社会地位来树立蒙元的正统形象，稳定江南的统治。吴巍的《由回回哈的司与崇福司看元代的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发展》[ ]一文中以回回哈的司与崇福司在元代的发展情况，来论述到元代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发展状况，起到了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效果。蔡凤林在《古代蒙古族传统宗教文化心理对元朝政治的影响》[ ]中认为草原传统宗教——多神教萨满信仰的存在，使统治者对其他宗教也釆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此外，还有一些相论文中有简单的涉及，却都并不系统，但都对拙稿的研究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试论忽必烈的宗教观兼说大元“国号”的由来(3):http://www.chuibin.com/wenxue/lunwen_20596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