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在此类小说中的不自然的、有意的分裂，使得作品的政治寓意更为显然。以《艳阳天》为例，萧长春对于童养媳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别哭啦，咱们都是穷人，都是受过害的，我往后再也不嫌弃你。”从这一句话中，可以读到萧长春对于童养媳的立场的确认和归属，是受过地主欺侮的无产阶级，是站在同一事业的战线上的，故而他接受了童养媳。自然也不难理解他对童养媳的去世，更多的也只是一种怀念和歉疚。而他与焦淑红的爱情圆满结局是基于两人在无产阶级这同一战线上，并且在两人的爱情叙事中充斥更多的还是对阶级斗争的见解与阶级力量、战斗计划等方面展开的思想交流，最终达成的是做党的忠诚的儿女，重于一切的主张和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的一致，政治话语在爱情的理性方面进行了本位需求的强烈呼吁。

同样的，《创业史》中梁生宝对死去的童养媳的感情不过是怜悯，原因更多的还是立场不同，关系浅淡的冷漠，梁生宝并不把童养媳视为同一立场的人，并觉得和她在一起，是一种“胡来”，是一种违背主流政治路线的错误决定。且两篇小说中的童养媳都具有相似的命运——早逝，未尝不是作者有意地一种对爱情以立场为前提的理性判断的展现，也是一种对无产阶级立场的纯洁性的进一步肯定。

此类小说中，有些作者为了有意地，或者说不得不去维护这种立场匡正下的爱情抉择的合理性，而使得主人公的理性抉择与他爱情的自然发展产生了冲突，由此甚至产生了荒谬的局面。比如《创业史》中的梁生宝一开始便喜欢改霞，甚至这种心思在行文中日渐深厚，但为了更突显梁生宝的对党的忠诚，那种公大于私的精神，作者便有意将两者拆开，使得梁生宝的爱情的变化显得不自然，甚至是僵硬、脱节，而后安排同一阶级的刘淑良与梁生宝结为夫妻，其中对于爱情感性成分的压抑与限制显而易见，或许这是作者对立场匡正下的爱情抉择的一种严肃而谨慎的理性回应。

2.的分野——剥离欲望的爱情书写

在“十七年”农业合作化小说中，主人公对于爱情的态度表现出了节制，甚至是去“欲”式的特点，这是源于特殊的政治环境的需要，建国之初，主流政治意识话语势必要在政治一体化的层面下功夫，而作为对这一进程会产生消极作用的个体体验与感知，势必要被舍弃，这也引起了50年代的关于人情、人性等问题的争论。而在此类小说的文本中，我们所能看到是作者有意地进行了去“欲”式的处理，爱情缺失了本该有的归于人性的自然而然的萌发、发展的状态，而被置于了“失语”的境地。欲望是人的本真，而去“欲”则是对人性有意识的背离，脱离了本真的爱情被限制于所设定的政治要求的理想框架内，而使得这一时期的爱情叙事显得极为无力与苍白，这样的去“欲”式的人物的塑造，是一种屈从于政治主流思想的表现。欲望最为突出的表现便在于性的需求。作者对于与“性”相关的亲吻、拥抱等表现爱意的行为的处理便显得谨慎小心，以防招致麻烦。爱情在农业合作化小说中的表现，自然不可能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它不得不涉及性，却又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去“绕开”性。作家严格遵守潜在的描写性的规则，不断地强化主人公禁欲的认知，甚至在一些文本中，可以将人物对性的态度当是判别是否是者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