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山乡巨变》为例，刘雨生作为上村组长，是农村合作化运动的积极带动者，是一个看重集体主义，服从党的领导的先进个人，而其第一任妻子张桂贞则是一个贪图个人享受，注重个人利益的，具有落后的狭隘思想的农民，离婚由后者提出，前者则不愿并希望帮助后者进步，最终离婚的原因也多归咎于后者。而后者在之后社里表现的向集体主义的迈进的转变更显现出前者思想的先进与大义。

与此类似的典型范本还有《三里湾》中一心为社会主义而建设的农民王玉生与落后的、极具个人私利主义的小俊等等。这类爱情模式的叙述中，男女主人公因志向即理想的不同而经历婚变，更显示出无产阶级大无畏的斗争，而爱情的结局也显而易见。

此类模式中，独特的范本还有《创业史》。梁生宝作为互助组组长，历经千辛万苦买稻种，不为私利地为集体做出奉献，他的政治理想是“学习前代党人的榜样，把他的一切热情、聪明和时间，都投入党所号召的这个事业。”在他身上，更能显现主流政治思想的对人的教化作用。他对改霞变心，爱上知识分子的假设坚定地表明“她的思想儿变了，那就说，不是咱的人啦。”的态度，这一回答没有关乎梁生宝自身对改霞的个人看法，而是阶级立场的判定与抉择，这充分表明立场于阶级意识的鲜明划分对主人公爱情抉择的决定作用。

相比于梁生宝更鲜明地表现“党的事业高于一切”的思想，改霞更多的表现了突破传统观念，勇于在爱情、事业上追求理想而非拘泥当前。她作为一个突破包办婚姻的女青年，对于择偶更有自己的一套准则——“思想先进，生活有意义的青年”。当然，在她身上，也能看到她对于党的事业的忠诚，她对考工厂的坚定的决心。在她和梁生宝的爱情之路受挫时，她能理性地分析，找到适合的道路，并且这条道路是符合要求的，因而也被肯定。

这对男女的分离，并不是因为在政治理想上存在大的分歧，而是因为主流政治话语的规训，即高于一切，儿女私情或许会妨碍建设的思想影响，使得两人选择了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

二、政治主导下的爱情“失语”

“失语”正如萨特所说，是指：“当读者与那种简简单单的现实直接相逢，又无法借助与之对应的理性的变调来理解它时，就不得不重新去探求真实。感到我们不能凭借语言和概念来思考世间的事情，这就是荒谬情感的来源。” 那么可以说，“十七年”农业合作化小说中的爱情叙事确实面临“失语”的境地。

“十七年”农业合作化小说的爱情叙述可以说是平乏而贫瘠的。梁晓声说：“十七年中，中国未出版过一部‘纯粹’的长篇爱情小说，即以写爱情为主的长篇小说。也就是说，真正算得上是爱情小说的长篇，在十七年中是绝对缺席的。” 的确如此，十七年农业合作化小说的爱情叙述并非纯粹，它是受制于政治话语的规训的，它具有明确的功利特性。主流政治话语要求爱情成为其附庸，担任单一而僵硬的道德教化的任务，但事实上，爱情叙事背离了其本真的特性，使得读者不得不怀疑这种爱情存在的合理性与真实性。

1.爱情的分裂——理性对感性的规训

爱情作为一种人性，自然具有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也有理性与感性两方面。而在“十七年”农村合作化小说中的爱情叙事中极为明显地展现了理性对感性的强烈压制。理性表现在以政治立场为鉴别标准的爱情诉求，这一诉求源于坚定无产阶级的立场，此立场也是主流政治话语的热切呼吁。爱情的获得与否被赋予过多的政治意义，以致形成如若立场不同，爱情不能达成的必然结局。由于简单粗暴的阶级立场的鉴定，使得原本爱情关系中的个人化、诗意化的感性因素被抽离，文本的爱情叙述显得呆板无味，甚至造成了故事发展的不自然割裂，更严重的便是爱情“失语”的情况。在此类小说的叙述中，作者往往忽视人物的独特的、具象化的形象塑造以及理性与感性相交织的复杂爱情发展进程的刻画，与此相对的，是对主人公于无产阶级立场的绝对肯定与坚持，与不同阶级之间界限的明晰以及主人公对越线的时刻提防、警惕的心理活动与深刻实践的着力描写。 论“十七年”农业合作化小说的爱情叙事(3):http://www.chuibin.com/wenxue/lunwen_20652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