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地域意义

开放全面二孩以来，各地学者对居民生育意愿的调查研究颇多。但是，作为人口众多、经济发展重要力量之一的北方沿海地区却较少见到相关研究，完善此地区的生育意愿数据，对政策的进一步实施有着重要的意义。

（2）性别意义

在近一年的较多调查研究中，男性--作为两性生育的重要一方，则很少受到应有的关注。大量的研究偏向于探讨女性，或者整个家庭是否有生育的意愿，而忽视了男性成员对女性生育及生育意愿的重要作用，着重研究男性的生育意愿，将对政策的整体方向有较大的补充价值。

2.现实意义

对生育意愿的调查，对现有数据的确认，以及对生育意愿的原因分析有着现实的急迫性。

研究指出，东南沿海广东省某地区15个城市中，没有再生育意愿居民的比例高达59.6%，仅比开放全面二孩前降低了5.9个百分点（钟晓华，2016.7）；中部湖南省某中心城市的育龄妇女中，明确表示有生育二孩意愿的比例不足一半，仅有48.8%（韩雷 田龙鹏，2016.1）。据以上结果，当前居民对生育二孩的意愿并不强烈，而这样的现象显然不是“全面二孩政策”希望看到的结果，如果居民的生育意愿迟迟不见增长，社会劳动力在较长的时间里得不到充足的供应，那么对于经济的发展将会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

因此，再调查以核实前人的研究数据，着重分析居民生育意愿不高的原因，这项任务迫在眉睫。

（三）文献回顾

 “全面二孩”是计划生育政策的重要补充和完善，居民的生育意愿决定了全面二孩政策能否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到预期作用，研究居民的生育意愿至关重要。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人们生育意愿、生育行为的研究十分丰富。Alicia Adaera（2006）依据1985年和1999年西班牙生育率调查的数据，从经济因素上分析居民的生育意愿。结果显示，高失业率使得居民经济紧张，妇女的生活水平得不到保障，直接导致了生育意愿的低迷；Arnstein Aassve（2008）从政策因素上对居民生育行为进行探究，认为国家政府在政策上的控制，是导致各国生育率不同的重要原因；Francesco C.Billari et al(2009)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研究生育意愿情况，以Icek Ajzen的计划行为理论为框架，对保加利亚进行研究后发现，计划行为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个人行为态度、主观性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对生育意愿具有广泛的预测性，其中个人行为态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最为显著（丁运 吴亚男，2015.10）。此外，Victor Agadjanian et al（2002）对安哥拉人生育意愿和出生率的研究，A.Dharmalingam et al（2004）对印度家庭生育规模、偏好的调查，反映了战争、宗教对人们生育意愿的影响。

国内二孩生育意愿具体情况的研究，第一阶段是“单独二孩”时期的分析与研究。风笑天是最早研究二孩生育意愿的国内学者之一，他利用2013年在全国以及2014年在湖北省的两次大规模调查，分析出在符合二孩生育条件的人口中，有生育意愿的仅占25%-40%，远低于政策实施前全国调查中60%的结果。

第二大阶段为“全面二孩”政策基本落地之初，韩雷、田龙鹏对湖南省湘潭市居民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做了详细的调查与分析，从总体上的生育意愿（并不强烈，有意愿的仅占48.8%）、不想生二孩的原因（主要为成本太高，占56.3%）等方面对该地区生育意愿做了说明，认为生育时间安排将会呈梯次分布，全面二孩政策不会人口堆积。

在这一时期，风笑天、李芬又研究了城市一孩育龄人群再生育的意愿以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在符合条件的人口中，只有14%的人提出了二孩生育申请，“想生育二孩”是这部分人提出申请的主要原因，年龄结构是影响再生育意愿的重要原因。同时，潘新新等人分析了浙江省SX市“80”后青年的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多数人期望生育一男一女；一孩为女孩者更希望生育二孩；高学历者生育意愿相对较低。而以上结果受到经济、学历、家庭、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罗韦洋芝等人研究了南昌市居民的生育意愿，认为该地区平均理想子女数较高，为1.98个，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将有助于缓解当地生育率地下的问题。张丹着重从经济学因素方面分析了西安市全面二孩政策下的生育意愿，从生孩子的成本、抚养与机会成本、妇女受教育水平、人口流动带来的城市化方面分析了居民的生育意愿。 青岛全面二孩政策下育龄家庭中男性成员生育意愿的实证研究(3):http://www.chuibin.com/guanli/lunwen_20651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