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体式上，汉《有所思》是一首杂言民歌，共十七句，三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九句句五字，二句句七字，而《应帝期》“凡二十六句，其一句三字，二句句四字，二十二句句五字，一句六字。” 因此，在句子的总数上，《应帝期》明显有所增加，由17句增至26句，且以五言句为主，句式上相较于古辞整齐许多，而运用五言为朝廷制鼓吹进行创作也可看出五言地位的提高。

第三，从独立性上看，汉铙十八曲并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组曲，曲辞在内容上并不具有相关性，十分庞杂，收编在一起可能只是基于音乐的考量，《有所思》便是一首抒私情的单曲 。而缪袭制鼓吹却是来自魏武帝的授命，《乐府诗集》引《晋书·乐志》曰：“魏武帝使缪袭造鼓吹十二曲以代汉曲” ，因此，缪袭所制鼓吹曲是出于政治目的，其内容主旨在整体上具有趋同性，是一组“朝廷所制的以‘歌功颂德’为内容的、与汉铙歌曲曲对应的鼓吹曲” ，而《有所思》正是这一组曲中的一首，与汉铙歌十八曲中的在内容上具有独立性发生了不同。

第四，在曲辞风格上，汉《有所思》作者不明，从其曲辞内容来看应来自民间，所以其在用词上有生活化，口语化的特点。而《应帝期》在曲辞上则更趋于雅化和文人化，一方面是由于此乃缪袭受命而制，是出于政治用途，另一方面，缪袭本人在政治和文学上皆颇具才干，缪袭曾历事魏四主，官至尚书、光禄勋，而其在文学上的造诣也颇深，除魏鼓吹曲，还作《列女传赞》、《挽歌》等作品，因此《应帝期》的曲辞在用词上更为典雅，且句与句之间也颇为对偶，如“麒麟步郊野，黄龙游津梁”“白虎依山林，凤皇鸣高冈”等句。

而汉《有所思》的曲辞在魏时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或与其音乐性质的变化有一定关系。《有所思》作为汉短箫铙歌之一，其产生时期大约在西汉武宣之时 ，在当时隶属掌管俗乐的乐府，其音乐性质为俗乐，用途广泛。此外，萧涤非亦言“《铙歌》乃夷乐，非雅乐亦非楚声” ，而从汉短箫铙歌演奏的乐器来看，主要以笳和箫为主，《乐府诗集》鼓吹曲辞的题解中郭茂倩引《宋书·乐志》：刘瓛定军礼云“鼓吹未知其始也，汉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鸣笳以和箫声，非八音也。” 由此可看出汉铙歌的演奏乐器并非为中原本土原有的“八音”，而《有所思》中悲愤激越、热烈奔放的情感表达也颇为贴合北方异族人民奔放热烈的性格特点，由此也可看出作为胡乐，其音乐性质在本质上为俗乐。而东汉汉哀帝罢乐府，汉铙歌虽隶属乐府，但哀帝所罢的是乐府中“不应经法”的流行于百姓之间的“郑卫之声”，汉铙歌并不能算在郑声之列，可能因此而被保留了下来。东汉明帝时又重制礼乐，短箫铙歌被列为汉乐四品之一，其地位逐渐抬高，汉铙歌走上了一条俗曲雅化的道路，而魏基本延承东汉旧制，只将清商乐从鼓吹乐中独立出来，这也从侧面显现出鼓吹乐在逐渐雅化，但汉《有所思》的曲辞无疑与其逐渐雅化的音乐性质不符，或是因此将《有所思》进行改制，依旧曲而填新词，将其曲辞进行雅化，萧涤非亦言“《铙歌》之声价，自明帝列为四品之一，始渐抬高，故魏晋以下遂全变为雅颂诗” ，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何《有所思》的曲辞在魏时发生如此大变，其曲辞的变化与其音乐性的变化具有一致性。

而自魏后，吴、西晋也改制鼓吹曲。

吴韦昭改《有所思》为《从历数》，《从历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