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征赋》中，潘岳一路西行，行至长安郊外，以“怀乎萧、曹、魏、邴之相，辛、李、卫、霍之将；衔使则苏属国，震远则张博望。”[2]460列举萧何、曹参、李广、卫青、霍去病、苏武，张骞等西汉有名的将相，而后更是以“教敷而彝伦叙，兵举而皇威畅；临危而智勇奋，投命而高节亮。”[2]460等语来评价上述人物，兼以化用了《尚书·洪范》中的“我不知其彝伦攸叙”、“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447等文，明确了教化施行与伦常的重要性，即所谓的“定民之常道，理次序。”潘岳在《西征赋》中征引此典，在遵循了“因地写史”的创作传统的同时，也正面肯定了以上人物的历史形象，认为萧何、曹参、李广等人可以教养人民，定常序，起到示范作用，而不只是单纯地罗列人物，陈述史事。这也是潘岳在《西征赋》援引史典的特点之一，在评述人物的同时也掺杂了一定的个人化的感情色彩，使得整篇《西征赋》与教化劝诫有了密不可分的联系，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偏向于礼教的教化意味。

二、潘岳个人在《西征赋》中的情感偏向

晋惠帝元康二年（公元292），潘岳被任命为长安令，从洛阳到长安赴任，一路西行，每到一地，便追溯与之相关的历史人事，以绚烂整饬的文笔将叙事、描写、议论和抒情巧妙融合，写成纪行大赋《西征赋》。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西征赋》的跨度都是相当大的，其中所追溯的史事之多，达到了两汉以来的巅峰，几乎是一部简约的横跨西周到魏晋的中国古代史。

《西征赋》记叙的是潘岳“自京徂秦”的所见所闻，潘岳一路上抚今追昔，以抒情的笔调对人物进行了相应的评价，或褒或贬，评价方式也各有不同，或在叙事中暗寓褒贬，或直接对其进行评价，而在援引各种历史典故对人物进行评价的同时，潘岳个人的情感偏向也跃然纸上，表露无遗。

在《西征赋》中，潘岳以“观夫汉高之兴也，非徒聪明神武、豁达大度而已也，乃实慎终追旧，笃诚款爱；泽靡不渐，恩无不逮。”[2]457化用《汉书·叙传下》“皇矣汉祖，纂尧之绪，实天生德，聪明神武。” [ ]4236以及《汉书·高帝纪》“宽仁爱人，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8]2两个语典的同时，也以凝练的语言高度评价了汉高祖刘邦。

在潘岳看来，刘邦之所以能够在秦末的乱世中战胜项羽，成就霸业，凭借的正是“慎终追旧，笃诚款爱”，即宽仁大度的处事方式。而焦循所说的，“开国之君审其时之所宜，而损之益之，以成一代之典章度数。”[ ]卷十六在西汉的统治者身上也得到了印证。正因为高祖刘邦统治时期所奠定的以“仁”治国的基调，之后的继任者，无论是惠帝，还是文、景二帝，都在汉初的黄老之学以及高祖的影响下施以仁政，汉代国祚也因此得以顺延百年，而未重蹈秦二世而亡的覆辙。

而于潘岳而言，他所处的西晋上承曹魏，而开国的晋武帝，即司马炎一心崇尚的虽是“以仁治国”的施政方针，但在武帝崩逝，惠帝即位后，以皇后贾南风及其外甥贾谧为首的贾氏一族把持朝政，所施行的政策却多有不仁之处。潘岳调任长安令，西征路过长安郊外的新邑而念及汉高祖刘邦，遥想汉初仁政，借以影射当下，用典辐射面不可谓不广，线索埋伏也相当巧妙，同时也将自己对时政的看法含蓄地蕴藏其中，可谓是独具匠心。

而潘岳在《西征赋》中也常引正史对人物的评价来表现自己对一人一事的看法，如上文所提到过的，对萧何、曹参、卫青，霍去病等西汉名臣将相的评价，“教敷而彝伦叙，兵举而皇威畅；临危而智勇奋，投命而高节亮。”即有部分援引自《尚书》，在此之外，亦有“汲长孺之正直，郑当时之推士。”[2]460一句从《汉书·张冯汲郑专赞》中的“汲黯之正直，郑当时之推士。”[8]2326化出，更以“汲长孺”直接替换“汲黯”之名，在评价人物的同时也兼顾了对仗工整。更有“或被发左衽，奋迅泥滓；或从容傅会，望表知里。或着显绩而婴时戮；或有大才而无贵仕。皆扬清风于上列，垂令闻而不已。想佩声之遗响，若铿锵之在耳。”[2]461等句，高度地肯定了司马相如、扬雄、司马迁、刘歆、赵广汉、张敞、汲长孺、郑当时，贾谊等人的文学地位或历史功绩。在《西征赋》中，潘岳多选取《汉书》《论语》《国语》等书对以上文人将相的评价，并以个人文风化之，做到了情理相通、准确严密。 潘岳《西征赋》创作中的史典探讨(3):http://www.chuibin.com/wenxue/lunwen_20633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