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征赋》中援引史学典故的特点

西汉末期，刘歆的《遂初赋》首开纪行大赋先河，而在这之后，班彪的《北征赋》、班昭的《东征赋》、蔡邕的《述行赋》等相继出现，“纪行”逐渐成为文人创作中的重要题材，而潘岳的《西征赋》作为汉魏以来的纪行赋中的代表作品，无疑继承了前人赋作中描写沿途所见，征引历史典故的传统，却又与前人将纪行赋中的史实用来抒发个人感情的意图有所不同。潘岳通过因地怀古展现的是对相关的历史人事的看法，虽然仍有抒发情感的主观意图，但更多的是将个人的理性思考摆在了主要地位。

在《西征赋》中，潘岳详细记述了沿途所经之地，将分散在西北不同方位的洛阳、新安、渑池、崤山、曲崤、安阳、曲沃、函谷关、湖邑、潼关、秦郊、郑都、骊山、新丰、鸿门，轵塗等地点连接在一起，描绘出了一张完整的潘子西征图。大量用典，层层铺叙，多达四千三百余字的《西征赋》在规制鸿大、叙次整齐之外，更辅以秦汉兴亡的史事，寄予了潘岳个人对其时政治的看法。

在赋中用典的渊源古已有之。从刘勰的“观夫屈宋属篇，号依诗人，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唯贾谊《鵩赋》，始用鹖冠之说；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书；此万分之一会也。及扬雄《六官箴》，颇酌于《诗》、《书》；刘歆《遂初赋》，历叙于纪传；渐渐综采矣。至于崔张班蔡，遂捃摭经史，华实布濩，因书立功，皆后人之范式也。”[1]1810即可看出两汉时期，在赋中用典便已逐渐成为文人共知的创作手法，而在扬雄和刘歆之后，在赋中用典更是成为了普遍现象。这一风气也同样延及后世，潘岳在创作中也常有用典的习惯，体现在纪行大赋《西征赋》中，便显得尤为明显充分。而《西征赋》中所引多为史部典故，时间跨度之广，近乎囊括了西周到魏晋近千年的关中历史，数量庞大，且多选自《左传》《史记》《汉书》等史书。征引典故的严密与准确，也使得潘岳在赋中论人论史显得更为可靠有据。

在《西征赋》中，潘岳常常叠用各种典故。所谓的“叠用”，即指赋中常用连续的数句话引用相同或相关的史典，而其中的某一单句又援引了与之不同的其他语典或事典，如“宗孝宣于乐游，绍衰绪以中兴。不获事于敬养，尽加隆于园陵。兆惟奉明，邑号千人；讯诸故老，造自帝询。”[ ]471征引了《汉书·外戚传》中汉宣帝刘询即位后追尊生母王夫人和祖母史良娣，并为二人隆加园邑、大修陵寝的典故，而“讯诸故老，造自帝询”中的“故老”，则出自班固《西都赋》中的“徒观迹乎旧墟，闻之乎故老。”[2]470史典与语典的结合运用由此可见一斑。而在前人的赋作中也同样能看到这样的叠用现象，如班彪的《北征赋》中，“不耀德以绥远，顾厚固而缮藩。”就化用了《史记·周本纪》中的“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生耀德不观兵。’”[ ]173的语典，以此来对秦朝修筑长城一事加以批判，但也只是个别的化用现象，直到西晋时期，潘岳在《西征赋》中开始大量叠用典故之后，在史典中套用语典、事典才逐渐成为了较为普遍、自觉的文学现象。

而“过延门而责成，忠何辜而为戮？陷社稷之王章，俾幽死而莫鞠；忲淫嬖之凶忍，勦皇统之孕育。张舅氏之奸渐，贻汉宗之倾覆。”[2]471中的典故则出自《汉书》，即汉成帝宠信宦官王凤、宠爱赵飞燕及其妹合德，枉杀贤臣王章之事，其中“张舅氏之奸渐，贻汉宗之倾覆”更是将《左传·成公十三年》晋厉公所书的绝秦书“离散我兄弟，扰乱我同盟，倾覆我国家。”[ ]862中对当时秦国的指责转为对成帝的荒唐无道的鞭挞和批判。在这之前，潘岳已经历数了西汉君主的功过得失，至此更是直指“汉宗之倾覆”的根源在于“舅氏之奸渐”，结合当时的历史便可想见，潘岳所言“倾覆”，即是指王莽篡汉的根源由来已久，盖因成帝之时移权于外戚之故。潘岳在《西征赋》里引《左传》之语以证汉事，这与《左传》本身在中国古代史书中的地位自然有着紧密联系，《左传》既是刘知几所列出的史书“六家” 之一，同时又与《史记》合称“史家二体”，刘知几更是以“《左氏》为书，叙事之最。” [ ]222高度评价《左传》，其地位不言自明。而在汉魏两晋时期，文人虽在辞赋创作中也常常引用《左传》的事典或语典，但多为单独引用，如张衡的《思玄赋》“幸二八之遌虞兮，喜傅说之生殷。”[ ]683中的“二八”所指的“八恺”、“八元”即援引了《左传·文公十八年》季孙行父之语，再如刘歆的《遂初赋》“悦善人有救兮，劳祁溪于太原。”“䨥美不必为偶兮，时有差而不相及。”[6]329中的叔向、祁溪之事则出自《左传·襄公二十一年》。相对于张衡、刘歆等人对《左传》的单独引用，潘岳则是将《左传》中的语典巧妙化用，融入了《汉书》中的史典，借古说今，在当时可谓是赋文创作的一大创举。 潘岳《西征赋》创作中的史典探讨(2):http://www.chuibin.com/wenxue/lunwen_20633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