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中“动物叙事”能够形成一股潮流，具有多方面原因。以写作者为中心，可将原因总体分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其中，外部因素包括：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文学传统和外来文化，动物的特殊性等。内部因素，即人的认识差异，人的认识变化，作家的创新意识等。以下具体分析：（一）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作家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定时期，“普遍公认的‘真理’在他们这里常常遭到质疑，整个社会的文化体系危象丛生，他们的思想价值观念通常不被接受，话语权限经常受到扼制，甚至动辄得咎。” 这是一种相对特殊的社会环境。而通过动物来表达自己想法具有显著优势，能够减少不利社会环境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如：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作品《野狼出没的山谷》，作者写人兽之间的故事，实则欲反映人事。（二）文学传统和外来文化。一方面是文学传统因素，前文已作阐释，此处不再赘述。另一方面，外来文学思潮和文学作品对我国作家“动物叙事”的创作具有一定影响。如：莫言的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欢乐》、《复仇记》等均明显体现了西方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三）动物的特殊性。人类从动物进化而来，与动物存在多方面的相似性。但同时，人与动物又有着显著差异。因此，作家以动物故事、动物形象为缩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观人类世界，从而上升至对人类社会的思考。（四）人的认识差异。人是具有独立意识和思维的个体，对于与人类有密切关系的动物具有不同的认识。不同的认识会反映在作家的创作中，形成独特的动物叙事。（五）人的认识变化。从强调征服自然（动物）的人类中心主义到崇尚保持人与自然（动物）和谐的生态意识的变化，反映在不同时期作家的“动物叙事”创作中，体现出人的认识在实践中不断变化发展。（六）作家的创新意识。作家受个人创新意识的影响，采用独特的限知视角——动物视角，展示更为生动、更具吸引力的故事。

以上，“动物叙事”具有深远的渊源，并且在文学上有了长足的发展。

莫言和迟子建是20世纪后期对中国文学具有重要意义的两位作家。其创作均呈现了大量的“动物叙事”，但在叙事的内蕴、形式上具有相似性及差异性。探究其作品“动物叙事”的差异及其成因，对研究中国文学“动物叙事”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