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竹笛起源
有关中国竹笛起源问题在学术界始终是争议！就目前学术界来讲，有三种见地。
第一种说法是：《周礼》记载起源于西周。第二种说法是：起源于战国时期。第三种说法是：起源于西汉时的西域（今新疆及中亚一带）。
我的看法是：中国竹笛是中西文化精髓的结合物。但是要有充分依据来证实目前中国竹笛的起源，首先得从地底下的文物来考察，再次是文献资料的有利证实。
《周礼》又称《周官》或《周官经》，是儒家经典。书中讲述周王室和战国各国制度，有些学术研究人员认为此书可能是西汉时刘歆伪造的，并非是周公之真作。《周礼.春官》记载："掌教竽、笙、埙、龠、箫、篴管。"当中"篴"与"笛"音义一致，及今"笛"的古字。这是有关笛子最早的文字记载。然而根据以上的讲述，有人提出《周礼》中有关"篴"的记载是否可信。历来多数学者认为，古人所说笛是指竖吹的洞箫之类的乐器，不是真正目前形式的笛子。唐朝以后所说的笛子，才是指横吹的竹笛。沈括在其《梦溪笔谈》中指出："后汉马融所赋长笛，空洞无底，剡其上孔五孔，一出其背，正似今之尺八。……太常鼓吹部中谓之"横吹"，非融之所赋者。""尺八"即为箫的别称。杜子春与马融同为东汉时期人，杜子春所注之"篴"是否与马融所赋的长笛为同一种乐器呢？似乎无法得到确切的结论。经上所述，仅凭《周礼》一书的记载，还是很难说明西周时期已有笛子的存在。还需要更多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才行。
至于笛子流行于战国时期的说法，只不过是一种推测。主要依据是宋玉《笛赋》一书当中的记载。《笛赋》一书是战国时期宋玉所作，书中略有问题。（此书中记载的荆轲刺秦王应为宋玉身后所发生的事情。）无论《笛赋》是何人所作，其年代绝不会晚于汉代。从《笛赋》所述的内容来看，战国时期已有笛子流行。只是，这时期的笛是箫还是目前的竹笛的问题同样难以解答。
现今更多的学者认为笛子为古时西域之乐器，西汉时流入中土。关于此说法，历代文献的记载较多。
晋.崔豹《古今注》："横吹，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
汉.马融《长笛赋》："近世双笛从羌起。"《宋书.乐志》因曰："按马融《长笛赋》，此器起于近世，出于羌中。"又云："今有胡篪，出于胡吹，非雅器也。"
张博望第二次出使西域为元狩四年，即公元前119年。历时多年，大大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崔豹说他带回了笛法与笛曲，由此推测也同时带回了西域的笛子，可信。李延年据张博望带回的笛曲《摩诃兜勒》，更造新声二十八解，至今我们还能从汉乐府中见到这些乐曲的名称。如《折杨柳》、《望行人》等即是。
汉武帝时代，汉王朝对匈奴进行多年的战争，打通了通向西域的"丝绸之路"。并且再次派张博望出使西域，使西域音乐文化延着"丝绸之路"东进传入中国（汉朝）。丘仲就是当时有名的宫廷制笛家，他肯定见到了西域传入的胡笛，也肯定在当时同时使用了中土的古笛。我们完全可以这样推测：正因为丘仲有着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和他的超越才能，他在中国七孔古笛的基础上，吸收了胡笛的一些优点，造出了近现代竹笛的形制，并以它强盛的生命力很快就被宫廷与民间接受及推广了。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中国古竹笛早于张博望从西域带回来的胡笛近半个世纪。长沙马王堆"利苍"墓是战国末时期的，至于笛子在当时的产生及流传在中国是毋庸置疑的，《笛赋》、《周礼》的记载很可能是真实的。
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一件乐器，它与世界上其他事物是一样的，是在不断发展的使用实践中不断改变，不断进化而来的。一种乐器即可能是吸取数种不同乐器长处而产生；也可能随着音乐的需要而派生的数种不同的乐器。现今的笛子，正是中国古笛与西域胡笛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自汉武帝西域胡笛传入中土以后，中国古笛逐渐采用胡笛的吹孔与按孔在同一平面上的演奏方式，吸收了西域笛曲的音乐养分；也保留了中土古笛七孔的基本形体，胡笛与古笛渐渐同化了。中国古笛的原形也逐渐从中国音乐历史舞台上消失，至西汉末基本上被淘汰了。它以新的姿态出现在中国乐器的行列中。至唐后又加上了膜孔，笛子的音质、音量均为之一新，形制趋向完善，演奏技巧也日益丰富了。现今的人们早已忘记了它的原貌，只知道笛为胡乐，至少在二千多年前，我们人民就已经使用了笛。仅仅说笛子起源于西域，显然是不够准确的。
中国是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度、是个有着广大包容心的国度，她的灿烂文化给予外族以极大的影响，同时也善于吸收外族文化的精髓，且把其与自己民族文化融合形成不同新的文化形式且得到发扬光大。这是不乏其列的。中国目前的竹笛的探源，就是这最好的说明。
四川音乐学院绵阳艺术学院器乐教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