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去行政化关键在于思维模式的改变
　最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公开征求意见稿）出台后，《纲要》中所提出的“逐渐取消现行的高校行政级别的要求”一点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与争议，各方意见均有。本人认为：去行政化的关键点在于：要启用一些对于“权利”欲望不太强的学者，特别是对于“教育”有想法的，愿意为教育而做实事的人士去担当领导岗位；让其在管理中，用非行政化的思维模式去自主办学校。如果思维模式不改变，就算在形式上“去行政化”了，也会存在“官僚”作风。

　　以下是部分媒体的相关报道：

　　教育部网站：扩大高校自主权有赖机制体制创新

　　高校缺乏自主权，不仅高校和社会不满意，而且会错失为中国培养一大批栋梁之才，以及为我国的全面崛起提供坚实基础的时机。高校获得自主权后，各个高校的发展主要由自己负责。退出细节管理的政府行政机构，不再代表高校，而是在高校之上代表民众监督和评价高校。

　　目前各级行政机构对高校管理过多、过细，比如当行政机构要看研究论文的时候，学校无论研究水平高低，都集中很多精力鼓励研究论文。而管理多种不同高校的各级行政机构，不可能给高校定最高目标，这样就使有研究特长的大学被矮化（目标低、评价标准低，以SCI点数替代科学质量就是其结果）。与此同时，研究能力差的学校本来可能有其他特长，也被迫拔高赶论文。如果给予高校自主权，上述学校就可以去发现和发挥自己的特长，而不用都挤到中间去（矮化或拔高）。

　　高校缺乏自主权，不仅使他们失去一些本可发现的特色和拔尖人才，而且实际上导致我们教育的幼稚化。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对下级的微观管理，反映出一种不信任，使得下级不容易成熟，其社会效果就是全社会的相对幼稚化，社会进步缓慢。

　　高校的自主权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涉及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招生、课程设计、培养方案、毕业、学位、学术事项，原则上应该由各大学自己决定。教育部可以通过基本规划、法制规定、监督和评估等对大学实行宏观管理。第二，大学应该尝试建立理事会制度。理事会成员的组成应当反映出社会结构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与教育相关的政府部门可以占有适当的理事会席位。第三，大学校长的遴选应该由大学理事会决定，然后报送教育部批准任命。第四，各大学的经费预算应由财政部单列并直接划拨各高校。第五，在高校内部，校方也同样要赋予院系充分的自主权（教授聘任、课程设计、学生培养计划、毕业学位等），充分调动院系的主观能动性。

　　高校的自主管理，不仅在时间上可以逐步展开，改革不必同时开始，而且在空间上也可以分批、分期选择条件合适的学校进入自主管理的高校行列，即采取“先试点，再普及”的方式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同时，国家仍然要设有学位认定机构，确定哪些高校有授予哪些学位的权力，只在高校学位授予资格上起把关作用，不再进行微观管理。

　　高校获得自主权后，国家可以鼓励大学竞争。国家进行宏观管理时，可以有选择性地支持高校。国家不给出上限，而让自主办学的高校竞争，通过它们的竞争促成特色办学、培养特色人才。相反，国家如果给出上限、简单化的目标，就又会让高校被动地走上“一刀切”的窄路。学校间的竞争，可以使其各自能够达到的上限出乎意料地高，并且处于长期追求并不断超越既有水平的过程中，各个高校办学的道路也会越来越广。

　　高校获得自主权后，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可能是各高校在质量上参差不齐。在分阶段、分批试行高等教育改革的前提下，赋予高校自主权带来的负面影响可以降到最低，不能因为个别学校可能会出现质量问题而不给有能力的高校充足的自主权，可以有选择、有步骤先给一些学校自主权。如果有些学校管理混乱、不达标，教育行政机构可以收回其自主权。

　　扩大高校自主权，不仅可以极大地促进高等院校的发展，而且可以带动中小学教育的改革。在高校强调特色后，中小学将不再追求单一标准，转而有积极性发现和发展各自的特色。在高校没有自主权的情况下，“单色”的高校决定了中小学的千篇一律。

　　高校自主权改革，实质上类似于农村和企业改革，都是行政机构不再微观管理，而是调动、发挥一线的农民、企业家和教育工作者的积极自主性和创造性。可以预期，经过改革的高等教育界，将带动基础教育改革，不仅能为国家培养一批拔尖人才，也将为国家培养一大批有特色的优秀人才，为国家腾飞提供坚实的人才基础。（北京大学教授 饶毅 清华大学教授 施一公）

　　《广州日报》：记者柳建云、李栋、邱瑞贤、周祚、舒涓、赵琳琳（2010-03-10 来源: 广州日报）

　　

　　人大校长纪宝成:单独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

　　统计显示，最新教育部百名获奖高校名师，九成身兼行政职务，两成身居校级要职。针对这种现象，在未来教育改革中，“高校去行政化”已获得官方肯定。据透露，《纲要》制定者无一对此持有异议。

　　“高校行政化是官本位的产物，不去行政化，高校寸步难行。”参与制定《纲要》的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汪玉凯教授接受本报采访时作出这样表示。

　　汪玉凯告诉记者，在送达国务院之前，教育部《纲要》讨论会上，他作为高校代表参与讨论，“大家在很多问题上都有不同意见，但惟独对高校去行政化，各位专家的观点是惊人的一致——必须去除！”

　　汪玉凯透露称，当天参与讨论的有来自教育部内部官员，还有来自多所高校校长，没有一个人持不同意见。

　　《纲要》讨论成员意见一致

　　“去行政级别与高校去行政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大学本身的级别需要剔除，而后者则着重高校师资的行政待遇需要剔除。”汪玉凯告诉记者，解决后者首先必须先将前者解决。对此，《纲要》讨论成员也持一致的意见。

　　“现在大量高校都在争取副部级待遇，这是官本位的源头，只有将学校级别取消了，大学去行政化才可能实现。”

　　中国需要“教授治校”

　　“教育领域‘去行政化’不能再等待了，有些校长的思想其实是屁股决定脑袋，把个人得失看得太重，”汪玉凯说，“大学行政化的严重后果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官本位渗透下，大学神圣殿堂成了教育扭曲的产物。

　　在他看来，高校当前最突出也需要及时解决的问题就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行政化严重，二是市场化问题突出。

　　他还指出，钱学森之问，实际上是在鞭笞中国高校，“我们高校要尽快向国际知名高校看齐，首当其冲就要拥有国际高校的共同管理规律，这样才有可能培养出国际人才，而不是鼓励当官，教授争取处长职位，这是很悲哀的。”

　　但汪玉凯也认同，当前去行政化推进的难度很大，需要从基础工作，首先取消高校行政级别，进而采取学术或校务委员会管理学校，让教授治校，以学术为导向治校。

　　高校校长激烈PK“去行政化”

　　赞成派

　　朱清时：大学行政化难有诺贝尔奖

　　全国政协委员、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在我看来，高校去行政化是中国教改最关键的部分。如果高校不去行政化，其他各种措施都是隔靴搔痒，修修补补。搞学术的人不占主导地位的话，学术机构就会萎缩，就会丧失活力。那还谈什么诺贝尔奖，还谈什么大师。

　　顾也力：解决了去行政化才有自主权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顾也力接受本报采访表示，去行政化与办学自主权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高教法规定的七个办学自主权，现在几乎没有一个在实施。比如办学、招生、专业设置等自主权，统统没有。“解决了去行政化，才会有自主权。”

　　反对派

　　纪宝成：如果官本位是前提，单独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认为，如果官本位是前提，如果全社会都是行政级别为导向，那单独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

　　“我是完全赞成学校取消行政级别的。因为现在大学的行政级别让人感到很尴尬。比如人民大学的经济学院、法学院那么大的学院，有那么多顶尖的教授，竟然被认为这是个处级单位；大牌教授任教研室主任甚至被认为是科级领导。”

　　《新京报》：取消高校行政级别贬低教育？2010-03-09

　　昨天，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和北京大学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亚哲做客新京报与网易合作主办的“两会”圆桌访谈。

　　在谈到“高校去行政化”问题时，张亚哲谈到，大学之所以现在变成了权力本位，跟中国社会的权本位息息相关。但社会期待着大学能率先推动这项改革，这也是在推进社会要重视各式各样的人，不是因为他们的行政级别高而重视他们，而是看他们的社会声望，看他们为社会做出的贡献。

　　对于“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将贬低教育”观点，几位学者均有不同看法。

　　“说这个人真是个教育家，懂教育的人一定会重视你。但有些校长书记担心级别一拿掉没人承认他是教育家？”葛剑雄说，“高校去行政化”有几个阻碍：教育主管部门内部有没有真正下决心；校长、高校内部的院长、处长、科长有没有下决心。

　　葛剑雄说，在大家都来讨论高校去行政化的时候，恰恰放松了一个更大的问题，也就是“泛行政化”，行政权力已经超出它本来应该起作用的范围了，无论学校还是整个社会。

　　顾昕认为，要“去行政化”，第一位主要指的是政府行政部门和大学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教育部作为行政部门要切实落实高等大学院校的办学自主权，这其实是高等教育法中所规定，是一个底线。

　　昨日，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政协副主席郑楚光在一份发言稿中也表示，现行校长任命制的弊端主要在于，校长只对任命他的政府部门负责，忽视了办学要以教师和学生为中心。他建议高校校长应实行民主推选机制，由该校教授、学生等组成的委员会选举产生。

　　本报记者：王佳琳 郭少峰

　　话题高校行政改革

　　因为泛行政化所以要去行政化

　　有人提出“在全社会都以行政级别作为评价标准时，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将贬低教育，导致高校无法与社会对接。”这话引起了社会很大的争论。

　　葛剑雄：行政化这个现象不单是教育界的，要“去行政化”，主要指的是政府部门和大学的关系问题。

　　行政权力已经超出它本来应该起作用的范围了，这才是最厉害的，包括在学校内部和整个社会，所以现在大学最主要的不是讲级别，首先从国务院、教育部乃至学校把行政权力回归本位才是第一步要做的。

　　顾昕：我想是这样的，现实我们都知道，整个社会充满了“官本位”的特色，而不光是大学有行政级别。

　　“如果取消行政级别，教育将大贬值”，说白了就是别人会对教育或教育家非常看不起。但是是这样吗？恐怕不是。现在之所以人家重视是因为你的职位附属了一个行政职位。

　　我们正是要推进一个社会重视各种各样的人，事实上中国现在已经有这样的现象了，我们的领导人，甭管副部长、部长、副总理还是总理，他们接见的人很多都没有什么行政级别，但他们很有声望，为社会作出了贡献。

　　即使是大家都期待的事在中国要推行也很难，我相信没有一个明确的去行政化的程序，（比如）明天就取消某个校长的行政级别。就算(学校)副部级这个级别取消了，我们整个的改革也绝对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还有很多问题要逐步解决。

　　张亚哲：我觉得行政化是一个泛滥性的问题，看机构改革就知道，我们历来成立各种体制办、体制机构办公室，体制越来越多，中国改革的体制越来越大，只能说中国现在泛行政化的趋势越来越泛滥。

　　话题高考改革

　　高考成独木桥源于社会不公平

　　杨东平教授提出一个观点，以高考改革为突破口带动基础教育的改革，以大学去行政化为突破口带动高等教育的改革。

　　葛剑雄：以高考为突破口也可以，但我认为以义务教育为突破点才是根本。国家是不是应对义务教育公布一个基本标准，比如多少人一个班级，教室达到什么水平……高考是突破，但我认为在社会不公的情况下，寄希望于高考不可能。

　　为什么现在全国都奔着高考讲减负？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今天社会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比起来，更不公正，阶层之间的差距更大，所以迫使我们的学生考取名牌大学才能改变社会地位。

　　如果当兵是一条路，创业也是一条路，而且这些人都是平等的，那何必要这样做（高考）？

　　张亚哲：高考维持了社会公平的底线，是农村的孩子最终能跻身于城市的门槛，高考绝不是万恶之源。整个社会只有一种价值观，豪门价值观、财富价值观、成功价值观。只要这种价值观不改变，所有家长就会认为孩子必须上北大、复旦。

　　我认为高考技术化改革不要到最后把弱势群体改掉了，高考改革要保证农村人口每年有多少比例能够进入中国大学，改革到这里就可以了。

　　顾昕：什么叫“以高考改革为突破口”？仅仅是（改变）高考方式，在高考技术层面的改革，这倒无关紧要，但我认为有一件事儿非常重要，其实是我们大学的招生制度以及我们考生填报志愿的游戏规则。

　　大学自主招生、学生自由投报，这个事情就简化了。很多人认为自主招生会带来不公平，会有猫腻，其实如果都放开自主招生，就没有不公平问题了，你在这个大学面临不公平，但你还有别的大学呢？

　　话题异地高考

　　流动人口高考可就地考回乡录

　　北京、上海这样大城市流动人口子女如何高考比较合理？

　　葛剑雄：目前我主张就地考试、转移名额。比如河南有一千人在北京考，但名额还是要算成河南的；以加权的方法解决考试科目的差异，比如我考三门，他考四门，我们可以用一个折算方法适当调整。无论怎么样也比造成不人道的结果好得多，比如把人家赶回去。

　　张亚哲：这些问题在中国其实跟很多问题都联系在一起。这是来自于中国根深蒂固的地域歧视，户籍不开放等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到现在改不单需要理念的思想解放，还需要制度跟进，而制度跟进的难度还是挺困难的。

　　顾昕：“你在哪儿考”，“能不能用这地儿的名额”，其实关键是名额的问题，在哪儿考倒是次要。

　　话题有尊严的教育 人人有尊严应成为一种价值观

　　我们要办什么样的教育才能让人民觉得是有尊严的教育？

　　张亚哲：我觉得要把尊严作为一种价值观，人们才会有尊严，如果都是上下尊卑、官本位、财富本位，豪门经济、权贵经济始终占据（主流），那这个社会根本就不存在尊严，尊严只存在于占据资源的、占据豪门的，这个价值观不打破始终不可能，怎么打破，那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

　　葛剑雄：凡是国家领导人提到和关注的问题，往往正是这个社会最缺少的东西。

　　顾昕：我觉得要让我们每个人都有尊严最重要的是社会要多元，如果你把人都赶到独木桥上，肯定没尊严。